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崇奢与禁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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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1506年9月25日,威尼斯一对青年男女——比昂科家族的洛多维科和弗雷斯奇家族的朱斯蒂娜,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据新娘父亲扎卡里亚回忆,这场婚礼可谓风光无限、贵客如云:新娘饰金戴玉、锦衣华服,装饰奢华的礼堂中摆满了各种珍馐美味,元老院首长、总督顾问等达官显贵亲临道贺,席间还有丰富多彩的歌舞助兴。这场婚礼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奢侈之风的一个缩影。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威尼斯的市民阶层和社会基层组织研究”(18CSS017)的阶段性成果。

1506年9月25日,威尼斯一对青年男女——比昂科家族的洛多维科和弗雷斯奇家族的朱斯蒂娜,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据新娘父亲扎卡里亚回忆,这场婚礼可谓风光无限、贵客如云:新娘饰金戴玉、锦衣华服,装饰奢华的礼堂中摆满了各种珍馐美味,元老院首长、总督顾问等达官显贵亲临道贺,席间还有丰富多彩的歌舞助兴。①这场婚礼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奢侈之风的一个缩影。自中世纪晚期开始,意大利各城市政府相继出台大量针对奢侈行为,特别是私人奢侈消费的禁奢法令。②因此,扎卡里亚特意强调,“从嫁妆和彩礼的价值到婚礼宴会的规格和规模,均遵守最新的禁奢法令执行”。③即便如此,这场耗资巨万的婚礼也足以展现当事者对于奢华品位的追求热情。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崇奢与禁奢并立的悖论现象?当时的人文主义者主要归咎于禁奢法令的目的和方法背道而驰。④受此影响,后世学者主要关注禁奢法令的立法动因,并提出不少洞见。⑤近年来,随着对文艺复兴意大利商品经济和消费文化研究的深入,⑥学者开始跳出法制史的既有框架,重新审视这一时期崇奢与禁奢的共生关系,力图揭示这一矛盾现象反映的社会问题。⑦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分析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奢侈消费的特点和禁奢法令的变迁,进一步探讨禁奢立法的历史内涵。

作为一种“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奢侈消费的前提是社会财富的增长以及展示人性欲望和需求的可能与自由。⑧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正是最早实现了这两点,成为近代欧洲奢侈消费最为发达的地区。

那么支撑这股奢侈之风的社会财富来源何处?又是如何持续增长和积累的?传统观点认为黑死病导致人口大幅减少,消解了当时的人口过剩和饥荒问题,大量无主财富被幸存者继承,而黑死病引发的“末日恐慌”,使他们面对猝然而至的财富时往往选择及时行乐。⑨洛佩兹进一步认为,黑死病之后,欧洲经济萧条,生产性投资机会减少,大量财富流向消费市场,导致艺术品和奢侈品市场的繁荣。⑩

然而这些短期的财富获取和再分配,无法维持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日益壮大的消费市场,特别是奢侈品消费市场的长期发展。意大利之所以成为欧洲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与城市及跨区域商业贸易和资本主义手工工业的发展密不可分。

12世纪初至14世纪初是意大利“共同体城市”(comune)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些自治城市中,封建经济和司法体制逐步瓦解,为近代转型提供了精神和制度助力。(11)意大利城市也因此迎来了一波快速增长的势头。14世纪初,托斯卡纳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已突破26%。(12)特别是在米兰、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这三座中北部商业重镇构成的三角区域内,诞生了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密集的中小城市带。在这块区域内,居民人口超过5000人的城市有97座,超过10000人的城市有26座,超过15000人的中型城镇有13座,整体城市化水平高达27%,是欧洲当时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13)

为保持经济优势,意大利各大城市制定了相应的经济政策:从相对欠发达的西北欧低价进口原木、皮毛、白蜡等原材料,将来自东方的香料、丝绸、宝石等奢侈品转卖至西北欧,同时出口高附加值的手工工业制成品(如丝绸、蕾丝花边、玻璃制品、纸和陶瓷等奢侈品)和服务,控制海上运输路线和商品分销网络,实现巨额的贸易顺差。依靠这一日渐成熟的跨地区商业网络,意大利企业家更是向整个欧洲提供商业贷款等金融服务,并将积累的财富投入贸易活动。至15世纪末,意大利的奢侈品制造业已初步形成,奢侈品行销网络覆盖整个西北欧和东地中海地区。(14)

文艺复兴时期持续增长的财富和领先的奢侈品制造业,为意大利的奢侈消费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与此同时,社会内部强烈的消费需求,特别是对奢侈品的消费需求,成为当时意大利经济的显著特点。正如桑巴特所言,“资本主义早期的大城市基本上都是消费型城市”。(15)相较于欧洲其他地区,意大利经济的最大特征即是商业和金融活动高度集中于城市,这导致社会财富大部分掌握在城市富人阶层手中。据统计,15世纪初佛罗伦萨约2/3的社会财富掌握在不到1/6的人手中。不仅城市内部的财富高度聚集化,城市周边的农业资产也在这一时期向城市聚集。16世纪初,托斯卡纳地区约4/5的土地掌握在佛罗伦萨商人手中。(16)与此同时,意大利分裂的政治格局使其并没有形成一个占绝对优势地位的经济中心,而是出现了一批特色鲜明的区域城市中心——如威尼斯和热那亚是重要的港口贸易中心,佛罗伦萨是手工业和银行业中心,罗马是宗教中心。其他区域性大城市,如米兰、卢卡、博洛尼亚等也在手工业制造或商业贸易上各具特色或行业优势。它们不仅生产和销售各类商品,更通过频繁的贸易往来和商品交换构筑了一个遍及意大利全境的消费市场。

城市人口的高流动性以及商业资产阶级的兴起,推动意大利的消费阶层不断扩大,将城市的消费需求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城市经济的高度繁荣也使得意大利人的消费习惯逐步城市化。旧土地贵族纷纷迁往城市定居,他们带来的贵族式生活方式和奢侈的消费品味,被城市新兴商业资产阶级竞相模仿。同时,随着城市商人阶层收入的快速提高,社会地位也迅速上升,他们与旧贵族之间的消费差异逐步消弭。同时这批新兴的暴发户更渴望通过奢侈和挥霍来满足虚荣心。此外,文艺复兴时期个人主义的兴起和自我人格的觉醒,为追求个人感官享乐和物质欲望提供了思想支持。这一时期,几乎每个人都希望体现出自己的个性风格,(17)这也助长了奢侈风气。

黑死病之后的欧洲,伴随着城市市民普遍提高的收入水平和新贸易航路的开辟,奢侈品的数量与种类日益丰富,价格也进入一个相对下行的空间。(18)追逐奢侈的消费风潮从贵族特权阶层逐步传递至城市富裕的商人阶层,乃至普通手工业者。

这一时期,世俗统治者往往将节日庆典和宴会活动视为展示统治能力以及城市实力和形象的舞台,从而花费巨资,营造盛大的排场和气势。如1469年,佛罗伦萨的幕后统治者“豪华者”洛伦佐·美迪奇(Lorenzo de’ Medici),为来访的外国使节在圣克罗齐广场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马上比武大会,花费约10万杜卡特。洛伦佐·美迪奇认为,盛大的场面为城市增添了巨大荣光。(19)在这种政治氛围影响下,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普遍流行一种将私人宴会政治化的倾向。这种倾向也助长了私人宴会讲究铺张排场和炫耀奢华的风气。宴会一般会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室外举行,夏季设置在私人住宅门前的凉廊下,冬季则选择室内大厅。(20)宴会成为展示主人社会影响力和个人财富最直接的手段。普通民众既可以在适当的距离围观宾主觥筹交错之间的礼仪谈吐,也可以欣赏宴会上的助兴表演,有时主人还会在宴会结束后向围观的普通民众派发未能享尽的美食和酒水,赢得慷慨好客的美名。

如果说节日庆典和私人宴会仍属城市统治阶层的炫富游戏,那么意大利人对奢华服饰的痴迷和时尚潮流的追逐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全民狂欢。丹尼尔·米勒认为:“当一个既定的等级社会已无法通过外在形象来区分一个贫穷的贵族和一个富裕的商人时,非社会顶层的人们就开始通过改变他们的行为、服饰和消费方式,来满足他们向上爬的欲望。”特权阶层则“通过展示他们对消费品的独特品味和见识,来维护这种阶级区分。时尚潮流的出现也由此成为统治阶层通过限制奢侈消费,继续推行阶级区分的手段之一。简而言之,社会等级制度的逐步崩塌,为奢侈品需求的蓬勃发展提供了社会前提”。(21)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地区正是如此。

在中世纪,意大利人的日常服饰延续古罗马宽袍大袖的古典风格。奢华服饰仅限于教会高级人士出席重大仪式庆典时所穿着的法衣,即使封建贵族阶层也很难享受。但中世纪晚期发生了巨大变化。延绵不断的封建战争和远距离商业贸易活动的复兴,改变了人们对服装样式和材质的审美和需求。这一时期,骑士和军队制服元素以及来自东方的奢侈材质和装饰风格,对意大利的服装潮流产生了深远影响。以男性服饰为例,传统的长袍外套逐渐变短,紧贴身体曲线的短款紧身上衣风靡一时,紧身外套上的束身腰带和出门时搭配的斗篷成为这一时期意大利男性服饰中最重要的装饰物。1333年,佛罗伦萨商人杜乔·普奇专门在拉古萨的金匠铺花费30杜卡特,(22)订做了一条镶嵌许多宝石的银质镀金腰带;(23)1365年,威尼斯总督洛伦佐·克雷西在庆典活动中穿着的礼服使用了金制纽扣和胸章,装饰有各种镀银饰品,使礼服重量高达28磅。(24)

女性服饰在细节方面则向着更加精致和奢侈的方向发展。1466年,佛罗伦萨商人之女纳尼娜·美迪奇的嫁妆中一条金线刺绣花朵图案的白色丝绸锦缎常服裙,衣袖为可拆卸式,以珍珠点缀系扣。(25)根据当时佛罗伦萨丝绸经销商的账目记载,该常服裙仅制衣成本就高达140索尔蒂。文艺复兴时期女性在服饰上最大的奢侈开支是礼服裙。制作礼服裙的材质多样,但通常选用华丽、厚重且充满光泽的精致面料,如重磅丝绸、精纺羊毛以及天鹅绒等。(26)1449年巴托洛米奥·普奇家族的财产申报单上显示,他的妻子拥有三条天鹅绒礼服裙,其中两条带有貂皮滚边,一条带有大理石花纹。(27)

文艺复兴时期追逐奢华服饰的风潮并不局限于贵族阶层和富裕商人,普通市民在这股时尚风潮的带动下,购置时髦衣饰以及刺绣钱包、镀金纽扣等奢侈饰品。在威尼斯流行的一首佚名诗歌里,1576年一位名叫尼科的平民就非常讲究穿着打扮。他虽然只是一名造船厂里给船甲板填缝隙的工人,但也向人炫耀曾身着天鹅绒披风,腰间斜挎一把银质匕首,戴着各式戒指,在装饰豪华的家中享受生活。(28)这样的描写可能有些夸张,但至少说明文艺复兴时期,对奢华服饰和时髦潮流的追逐已经不再是贵族商人等特权阶级的专利,而成为一种全民时尚。

面对这股“自上而下”的服饰消费浪潮,并非所有人从思想到行动都沉溺其中。对奢华服饰的追逐,首先引发了人文主义者的忧虑。但丁在神曲《天堂篇》中借助对旧日佛罗伦萨庄严朴素的礼赞,批判此时弥漫的奢靡之风:“那时的佛罗伦萨还曾是和平、简朴和廉政。她没有项链手镯,没有金冠头饰,没有华丽刺绣的衣裙,没有丝带缠身,这些装饰耀眼夺目,胜过那穿戴之人。”(29)弗兰科·萨凯蒂在《14世纪短篇故事集》中则用嘲讽的口吻记述,两位穿着时髦的佛罗伦萨年轻人在维罗纳的大街上招摇过市,因为佩戴的护喉过于高耸和笨重,导致脖子被卡住而无法低头看路,被脚下石头绊倒,引来众人嘲笑。(30)

但人文主义者对奢华服饰的担忧和嘲讽,并未动摇奢侈之风在意大利社会的蔓延。婚礼作为这一时期城市贵族和富裕商人阶层展示家族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的绝佳舞台,成为奢侈行为的大集合。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婚姻是关系两个家族社会和经济利益的一件大事。现存的家族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大量关于缔结婚约以及订立婚姻合同的记载。婚姻合同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嫁妆和彩礼的具体形式和金额。(31)随着炫耀和奢侈之风的盛行,新娘嫁妆的价格不仅节节攀升,嫁妆中的奢侈品比重也稳步提升。以佛罗伦萨的米内贝蒂家族为例,1320年,当米内贝蒂家族的安德烈亚与塔伦蒂家族的弗朗切斯卡成婚时,女方带来了价值360弗洛林的嫁妆(包括现金、服饰和珠宝首饰)。到了1493年,当安德烈亚·托马索·米内贝蒂迎娶玛利亚·迪·皮埃罗·比尼时,女方的嫁妆总值已经高达800弗洛林,陪嫁的服饰、珠宝首饰和家具生活用品约240弗洛林,约占嫁妆总值的1/3。(32)从一份保留至今的嫁妆清单中也可以看出,在文艺复兴晚期,实物嫁妆的内容已经从单纯为新娘置办珠宝服饰,扩展到鎏金相框的装饰挂画,镀金的凳子、书桌,立式键琴,黑貂绒、貂皮、白色鼬皮等珍贵皮草,以及来自阿拉伯地区的波斯挂毯等,几乎是一份微型的意大利流行奢侈品手册。(33)

除女方提供的嫁妆之外,夫家在收到新娘嫁妆之后,给新娘置办彩礼以示答谢。一般贵族或富裕商人家族的彩礼往往包括给新娘购置的珠宝首饰、婚礼礼服以及婚礼巡游时所需的各类装饰品,总价值往往约合女方嫁妆的1/3,甚至更多。(34)如佛罗伦萨人马可·帕伦蒂为了答谢新娘,置办了价值700弗洛林的彩礼,但他收到的嫁妆(包括陪嫁品)还未超过1000弗洛林。(35)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对美食、华服和盛大婚礼的全民追逐,拉开了奢侈消费大众化的序幕。但由此导致的社会经济问题,引发了宗教人士和法学家的忧虑,并在意大利世俗统治者的掌控下具化成一场持续的禁奢立法浪潮。

通过立法手段限制过度消费并非现代世界的产物,早在古典时期就已经有禁奢法令的记载,古罗马人第一次使用“限制奢侈”(sumptus)一词来命名其颁布的禁奢法令。锦衣玉食、斗兽表演、室内家居装饰以及礼尚往来等都成为禁奢法令关注的内容。(36)中世纪,欧洲社会经济的普遍衰退并没有影响统治阶层对奢侈和不节制行为的批判。教会法学家一方面援引圣经(“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马可福音》10∶23),劝诫妇女“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妆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妆饰”(《提摩太前书》2∶9);另一方面也针对神职人员出台一系列限制华丽服饰和精美饮食的法令,希望通过道德和法律的双重手段来维护基督教社会的等级制和财富分配体制。(37)

中世纪晚期,情况开始变得复杂。如上所述,奢侈品市场的供需双方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用来规诫和约束过度消费以及维护既有社会秩序的传统手段,已不再适应意大利城市急剧变化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禁奢法令从立法动因到禁奢内容上都开始了一场革新。

根据历史学家统计,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意大利地区48座城市共计颁布了391份涉及限制服饰、宴饮等奢侈行为的法令法规。(38)其中,热那亚共和国在1157年的“敕令运动”(breve della campagna)中,立法禁止任何人购买或出售价值超过40索尔迪的紫貂皮草,这份法令通常被视为自加洛林王朝以来欧洲第一部由世俗政府颁布的禁奢法令。(39)13世纪中后期,博洛尼亚、佩鲁贾、佛罗伦萨、比萨、威尼斯等城邦也相继出台类似法令。(40)这些早期的禁奢法令一般篇幅不长,通常没有序言对立法动机作出说明,内容也较为简略,除阐明应禁止的奢侈行为和豁免条款外,很少涉及法令的执行部门和惩处方式。14世纪中后期,禁奢法令的基本框架逐步形成并确定下来。法令文本一般由阐述立法动机的序言,以及分章节对不同奢侈行为进行规范和处理的正文构成。例如,1343年锡耶纳颁布的禁奢法在序言部分首先介绍该法令的制订者,他们“由‘九贤人执政团’和最高执政官从城内三个行政区(terziere)中各挑选的一名贤人组成”;然后阐明禁奢范围,包括骑士授勋仪式上接受的赠礼,服饰、丧葬仪式和婚礼宴会。最后是法令的公证人和法令生效日期。(41)法令序言的格式虽然在后世有所简化,但主要内容,特别是立法动机一直得以保留。如1515年,由威尼斯元老院颁布的禁奢法令在序言部分仅论及该法令制订的缘由:“政府注意到当下一部分威尼斯人在食物、宴会、女性服饰和房屋装饰上大肆奢侈开销,不仅导致财富流失,还败坏了社会风气。现在正是威尼斯最艰难的时刻,我们必须尽全力来维护共和国的稳定与发展。”(42)尽管有学者认为禁奢法令的序言往往充斥着修辞笔法,传递与法令正文关系不大的“道德恐慌”,(43)但笔者认为,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政体)类型城市国家禁奢法序言阐明的立法动机的梳理和分析,仍可以加深对禁奢立法时代特性和地区多样性的认识。

通过梳理这批禁奢法令条文的内容可以看出,法令针对的奢侈行为主要集中在婚丧嫁娶、私人宴请和穿着服饰三方面。(44)进一步量化分析可以发现,在禁奢法令刚开始实施的前两个世纪里,立法者对私人社交活动(婚礼、葬礼、洗礼以及私人宴请)与穿着服饰的关注程度相当(分别为46%、54%)。到了15世纪,情况发生变化,世俗政府越来越关注穿着服饰,特别是女性服饰的奢侈消费,之后几乎成为最主要的打击目标。(45)对于这种变化,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分析原因。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各城市逐渐摆脱封建领主管辖,建立城市自治政府。“旧贵族”(土地贵族)与“新贵族”(城市商业贵族)围绕城市统治权的斗争是这一时期意大利城市发展的一条主线)当禁奢立法的主体在这一时期逐步从教会过渡到城市世俗政权之后,获取城市统治权的商业新贵积极利用禁奢立法,规范乃至削弱“旧贵族”家族势力对城市的影响。因此,在商业新贵掌权的城市,禁奢法令往往不依据传统的社会等级秩序来制订着装要求,反而具有明显的反“旧贵族”色彩,限制土地贵族在宴会、饮食和贺礼等方面的炫富行为。

自古罗马时期以来,以私人名义举办的婚葬仪式和宴请活动,一直是禁奢法令关注的重点。私人婚葬仪式和宴请活动隐含的政治意义,以及由此对社会公共秩序所产生的影响,历来为统治者所警惕。(47)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是欧洲传统社会等级秩序逐步瓦解、社会流动性加快的时期。不论是从乡村到城市的横向流动,还是从位于社会中下层的农民和手工业阶层,向位于社会中上层的城市商人和贵族阶层的纵向流动,都是对既有社会等级秩序的冲击。特别是以商人、银行家为代表的城市工商业阶层快速壮大,使得贵族统治阶层必须尽量化解成员内部之间的差异,避免内部的抱团和竞争行为威胁现政权稳定,同时出台各种规定,对统治阶层内部,以及社会各阶层的身份和地位进行区分,稳固和强化社会秩序。因此,这一时期一切会被利用或转变为政治活动的私人社交活动,如婚丧嫁娶以及以各类缘由(如洗礼、生日或节日庆典等)举办的私人宴会,均被视作超出私人领域的公共事件,是公开展示和炫耀家族势力的危险行为。它们不仅是对社会秩序和政治权威的公然挑战,更容易成为集中抒发政治不满、滋生政治内讧和派系斗争的温床。(48)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此前长期处于法律体系边缘地带的禁奢法令被强调主权集中的世俗权威迅速吸纳到近代早期的司法体系之中。(49)

在私人婚葬仪式方面,立法者主要限制参与人数。1266年佩鲁贾颁布的禁奢法令中第一次明确对参与婚礼的人数作出限制。法令规定佩鲁贾市民必须从城市执政官(podestà)或“公民队长”(capitano del popolo)手中获得结婚许可证,方能在公共场所举办婚礼仪式。同时,新郎的伴郎团人数不得超过6人(包括血亲和朋友在内)。(50)类似限制条款也出现在帕多瓦(1277),博洛尼亚(1289)和威尼斯(1299)的禁奢法令中,只是具体人数有所区别。(51)与婚礼相比,充满悲伤情绪的葬礼更易导致群体性情绪失控乃至骚动,因而禁奢法令对葬礼人数的限制更为严苛。如1276年,博洛尼亚专门出台了针对葬礼的禁奢法令,规定葬礼开始前,任何人不得前往逝者家中吊唁;将逝者从家中运往教堂的途中,仅允许不超过10名男性亲友和8名神职人员陪同;葬礼结束后,除逝者至亲外,任何人不得返回逝者家中参加追思会。(52)之后,类似的限制条款也出现在比萨(1350)和米兰(1396)的禁奢法令中,而且参加葬礼的人数始终限制在10人以下,如有违反,举行葬礼的家族将受到100索尔蒂的罚款。(53)

禁奢法令还通过限制此类活动的规模,防止攀比之风以及可能引发的群体性骚乱。如1398年帕多瓦关于葬礼的禁奢法令开篇就指出,“当对死亡的虔诚被虚荣和破坏性的野心所压倒时,这种虔诚就堕落了。这突出表现在追求丧葬仪式的过度铺张和排场上”。法令规定,未经城市执政官允许,任何人去世不得鸣钟示意,送葬人员也仅限至亲和教区内少数神职人员。(54)另外,葬礼的特殊性在于逝者家属的悲痛容易引发群体性的情绪宣泄,在特定时期甚至容易被一些小团体的政治野心所利用。因此这一时期意大利各地(博洛尼亚、锡耶纳、摩德纳、阿奎拉)关于葬礼的限制条例中,一般还包括禁止在公共场所聚众哭丧、捶胸顿足、悲天恸地等条款。(55)葬礼之后的宴会,在酒精刺激下,更容易引发悲恸、抱怨等负面情绪的集中爆发,因此也成为禁奢法令重点限制的对象。如摩德纳在1327年颁布的禁奢法令就禁止葬礼后8天内,在逝者屋内或屋外饮酒(直系男性亲属除外);1336年,该法令进一步细化,规定任何人在这一期限内都不得以任何理由邀请逝者男性家属外出饮酒。(56)至15世纪,针对葬礼宴会的禁令更加严格,1411年锡耶纳的禁奢法令禁止所有的葬礼宴请活动。(57)

从整体上看,奢侈行为不论内容和形式如何变化,其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行为,因此颁布禁奢法令,也反映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世俗政府希望解决因奢侈而导致的贫困问题。如1412年锡耶纳颁布的禁奢法令,序言部分特别突出了立法的经济动因:“无论是富裕还是贫穷的市民,都需要制订相关法令来抑制其过度消费,这既是为其私人财富积累着想,也是为城市共同体的利益和荣耀着想。”贝加莫立法禁奢的经济考量更为明显,法令明确指出:“因年景艰难,我们的城市正陷入严重的贫困危机之中。因此追求奢华服饰、精美食物、精致的房屋装饰以及隆重的葬礼,不仅会腐蚀民众,更会遭致上帝的惩罚。”(58)不仅如此,在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资本原始积累的最大作用是扩大再生产,因此在当时的世俗政府看来,奢侈性消费就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必须加以抑制,以保证有限的资本尽可能投入生产活动之中。如威尼斯在1360年颁布的禁奢法令中指出,“本因用于航海和增殖的资金却未能流通起来,反而化为了一场浮华,导致我们国家日益衰弱”。(59)热那亚在1449年的禁奢法令中也有类似表述:“如果那些用于购买珠宝华服的资金能投资于贸易,将为我国带来丰厚的回报和利润。”(60)

这一时期禁奢立法的经济动因还包括对本国贸易保护,避免本国的奢侈品产业受到外国奢侈品的冲击。其措施类似后世的“重商主义”政策:一方面限制购买邻近地区以及海外进口的奢侈品,来保护本地奢侈品产业;另一方面鼓励购买本地制造的奢侈品,通过政策倾斜和技术垄断,维持本地奢侈品产业的出口优势地位。如佛罗伦萨在14世纪连续出台数条法令,禁止本城市民购买“佛罗伦萨统治区域之外,以及国外生产制造的服装”。至15世纪,该法令进一步修正为禁止进口所有意大利其他地区以及法国南部制造的服装,匈牙利并且对此类转口贸易也严加控制。威尼斯作为这一时期欧洲最大的奢侈品生产和交易中心,对本地奢侈品产业发展尤为关注。15世纪下半叶,威尼斯制定法令,规定所有贵族政府成员只能身着威尼斯生产的服装。(61)1504年10月,元老院下令禁止本城进口或模仿日耳曼地区出产的服装及样式。威尼斯贵族普留利甚至将这一时期威尼斯流行的法国服装时尚与渎神罪相提并论。16世纪末,桑索维诺在《威尼斯颂文》中,谴责意大利人追求异国(如法国、西班牙)的服装时尚,不仅是一种数典忘祖的行为,还伤害了本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且表示威尼斯之所以没有沦落到这个地步,正是由于贵族政府对本城服装产业和贸易的大力支持。(62)

15世纪前后,禁奢法令对女性的聚焦,更是为了解决困扰意大利各地可持续发展的“结婚难”问题。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婚姻问题是欧洲社会中最为重要和紧迫的问题之一。特别是14世纪中后期,黑死病以及之后连续爆发的瘟疫,严重影响了意大利的城市人口规模,意大利地区的人口总数降至历史最低水平。恢复和补充人口数量成为这一时期城市统治者亟待解决的问题。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等城市甚至一度恢复了奴隶制度,允许异教奴隶的贩入。(63)但通过外部输入人口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这一时期主要还是需要依靠社会内部的自然繁衍来恢复人口规模。但如前所述,丰厚的嫁妆是缔结婚约的重要条件。14-15世纪,为了缔结一门令双方家族满意的好姻缘,意大利地区攀比成风,为女儿准备一份像样的嫁妆越来越成为各阶层家庭的沉重负担。而为了配得上新娘带来的丰厚嫁妆,新郎家族也必须为新娘准备各类奢华的服装和珠宝首饰,以及盛大的婚礼仪式作为答谢。导致这一时期意大利的年轻人越来越无法负担这笔沉重的费用,其连锁反应自然是结婚率下降和人口恢复乏力。1380年,卢卡市民向政府大议会提交请愿书,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嫁妆和婚礼上的奢侈行为带来的后果:“女青年无法筹措嫁妆,只能去修道院做修女,男青年因无力支付婚礼开支而不能娶亲,老人不断去世,青少年越来越少,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必然走向衰亡。”(64)1463年,比萨市民也集体到佛罗伦萨请愿,希望执政官通过禁奢法令,解决该市的青年男女结婚难问题。该请愿书提到“我市目前约有900名适龄待嫁女青年,其中300多名已年满24岁。但许多适龄男青年一方面苦于无法负担新娘的礼服和珠宝首饰等高昂支出,另一方面也由于这些适龄女性的嫁妆太少,没有人能拿出超过200弗洛林的嫁妆,导致本应步入婚姻殿堂的年轻人被迫单身”。(65)1504年,帕多瓦的禁奢法令明确将这一时期出现的结婚难问题与女性贪恋奢华、爱慕虚荣挂钩,认为这不仅会惹怒上帝,更会给城市带来无尽的贫困、悲伤,并玷污社会风气。(66)

为解决“结婚难”问题,意大利各城市的统治者不约而同地选择禁奢立法:一方面控制女方嫁妆的价值和构成,另一方面限制婚礼的排场规模和男方答谢彩礼的价值;在保障婚姻双方家族利益的前提下,提高结婚率,进而实现人口的恢复和增长。最早采用这种方式的意大利城市是墨西拿,它于1272年颁布的禁奢法令在序言部分明确阐释了立法缘由:“目前本市所有人,为了承担奢华的答谢礼和过高的嫁妆而深陷贫困,为治愈这一顽疾,让本市市民摆脱贫困威胁,特制定本法规限制嫁妆价值,并规定适当价值和种类的答谢礼。”(67)1420年,威尼斯也颁布了名为《婚礼宴会》(pars nuptiarum)的禁奢法令,对嫁妆的价格和构成进行限制。该法令规定贵族女性的嫁妆不得超过1600杜卡特,服装和珠宝首饰的价值不得超过嫁妆总额的1/3。(68)1424年,锡耶纳颁布的禁奢法令不仅限定了嫁妆总额,还对新郎的答谢礼作出限定——新郎用于给新娘购买服装和珠宝首饰的费用不得超过新娘嫁妆总额的1/5,也禁止新娘在婚后一年内购置新装。(69)

锡耶纳的这条禁奢法令还反映了当时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婚前,男女双方在第三方公证人的见证下签订婚约合同,虽然女方的嫁妆在婚后是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但从法律意义上讲,女方是嫁妆的唯一所有者。当发生离异、改嫁或守寡等情况时,女方有权向夫家索回其嫁妆或与嫁妆等值的货币。嫁妆价值的上涨,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妻子在婚后更大的经济权和更高的家庭地位。特别是那些陪嫁高额嫁妆的妻子,丈夫需要依靠妻子的嫁妆生活,而不得不伏首听命。因此,这一时期禁奢法令对女性嫁妆的限制,以及抑制她们对服饰的奢侈消费需求,也是为了降低女性对传统父权制家庭结构的冲击,维护男性的家庭权威,以及避免婚后夫妻的共同财产被妻子恣意挥霍。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社会弥漫着一股追逐时尚、讲究排场的奢侈之风。这一方面反映出意大利城市商品经济,特别是奢侈品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意大利富裕的城市工商业阶层的兴起,不仅打破了奢侈品消费长期为贵族统治阶层垄断的局面,更为奢侈品的生产和销售注入了新的活力。城市工商业阶层在学习和模仿贵族阶层的消费方式和审美品味的同时,也不断将自身特有的消费习惯和审美趣味融入奢侈品的生产之中。可以说,意大利城市作为现代消费社会的萌芽,不仅为现代西方社会培育了第一代“奢侈品时尚”消费者,也促使奢侈品从统治阶级的专属消费领域进入大众消费领域。

那么,与这场繁花似锦的崇奢盛宴相伴随的禁奢立法浪潮,又该如何理解?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禁奢立法的出发点,从传统的道德秩序考量开始转向更为现实的社会经济考量。在这一过程中,禁奢立法的针对性日益明确,对奢侈消费从内容到形式上的限制也更加清晰。尽管从法令条文上看,意大利各城市世俗政府对私人奢侈消费行为的限制是全方位的,几乎涉及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但从法令出台前的请愿活动、法令序言部分的道德说教或现实诉求可以看出,立法禁奢所针对的并非个体奢侈消费行为本身,而是应对当下现实社会问题的迫切需求。

15-16世纪的意大利正处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人口增长以及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是每一个世俗统治者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虽然奢侈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意大利城市消费经济发展,但也导致普通民众因奢致贫以及“结婚难”等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这些现实问题日益成为意大利禁奢法令最为关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抑制在嫁妆和婚礼上的攀比和奢侈之风,从而提高结婚率、促进人口增长的立法动机,充分说明了为什么自14世纪中后期至15世纪,意大利的禁奢法令会逐步将限制和打击的对象聚焦于女性群体。

由此可见,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统治者在制订禁奢法令时,试图解决的问题已经超出了“奢侈”和“消费”本身。任何在统治阶层看来是威胁统治,不利于经济发展,以及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都会被纳入禁奢法令的监管之下。禁奢法令并不是限制奢侈行为本身,而是约束和规范奢侈行为导致的“过度”后果。这个“度”包括宗教神学领域的道德尺度,统治阶层所能接纳的等级区分度,传统两性关系的差异度,以及国家社会面对的现实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紧迫度。换言之,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崇奢与禁奢之间的互动频谱,也为我们考察当时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提供了契机与启示。

④《蒙田随笔全集》(上),潘丽珍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年,第302-304页。

⑧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9-80页。

⑨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1卷,徐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9页;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徐家玲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20-521页。

(17)雅各·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一本尝试之作》,花亦芬译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172页。

(61)M.M.波斯坦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周荣国、张金秀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56-357页。

(63)E.E.里奇、C.H.威尔逊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卷,张锦冬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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