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达佩斯的春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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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政府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呼吁,世界各国应加强信息共享与多方面合作,共同抗击疫情,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近期,新冠肺炎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蔓延,我们在继续做好国内疫情防控的同时,也十分关切、牵挂各国的抗疫情况。为此,中国作家网特邀请在海外的华人作家、翻译家谈谈自己在疫情中的生活,以及对当地抗疫情况的观察与思考。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希望作家翻译家们的这些点滴记载、人文思考,能促成更理性、更深刻的理解与沟通,守望相助、同舟共济,为这场全球性的“战疫”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布达佩斯,我已经生活了二十多年,但还从未见过像今年这样壮美的春日。即便在新冠病毒肆虐的关口,四月的阳光却少壮而健康,犹如透过金丝编织的筛子漫天洒下的细密的光粉;落在浩浩汤汤、波光粼粼、不见游轮的多瑙河面;落在绿草疯长、鲜花爆开、罕现人影的玛尔吉特岛;落在因没有了车水马龙而变得宽阔空寂的安德拉什大街;落在少了平日常有狗屎、尿臊、烟味和尾气的窄巷里;落在正从英雄广场上的纪念柱顶俯瞰空城的加百列大天使的青铜翅膀,以及布达城堡里白得刺眼、为纪念17、18世纪黑死病的三位一体柱上……没有了人的熙攘喧嚣,这座古城显示出自己另一副宏大、肃穆、的悲悯面孔。

或许由于匈牙利特殊的地理位置,狂虐的新冠病毒传到这里的时间较迟, 3月4日,匈牙利首次确诊两例新冠病毒感染者,两人均是寒假后回匈牙利读书的伊朗留学生,分别就读于医科大学和农业大学。这让人联想到它在二战中的命运,匈牙利一直保持中立直到1944年春季,结果被希特勒军队一夜占领。在今春这场迅速传播的毒疫里,在欧洲大陆,匈牙利是仅次于黑山的“最后堡垒”(黑山于3月17日被病毒攻陷,欧洲疫情图彻底红成一片)。从日期上看,匈牙利的首例要这武汉晚四个月,比欧洲的首例也迟了一个多月,我一度暗自庆幸,以为这里能够幸免。

就在出现确诊病例的当日,我接到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说,德国那边疫情发现迅速,所以他从柏林赶回家“避难”。国内读者对拉斯洛肯定已不陌生,2015年他获国际布克奖,被苏珊•桑塔格称做“能与果戈理和梅尔维尔相提并论的匈牙利启示录大师”,我翻译的《撒旦探戈》已出版三年。

拉斯洛在离布达佩斯30公里的一个小山乡里有一栋木屋,在那里避疫再理想不过,因为全村只有一千人,满眼是树林、溪水、春风和阳光。我记得很清楚,那栋房子是90年代中期由著名建筑家扬纳吉•伊什特万设计的,有点日本风格,建它的时候,我还去帮助为原木刷过清漆。对与那栋房子我很有感情,不仅因为多次住过,还因为那是我翻译生涯的启蒙地:就在那里,我遇到了多位文学大家,包括诺奖得主凯尔泰斯、大贵族后裔艾斯特哈兹、《垃圾日》作者马利亚什和德高望重的匈牙利文学革新者麦瑟吉•米克洛什老人,还有后来因抑郁症自杀的小说家郝佐伊•阿蒂拉和文化周刊《匈牙利之橘》的主编瓦格沃尔基•安德拉什;在那里,我曾跟老汉学家陈国、范凌思、姑兰一起坐在露台上看日落,还教过作家的第三任妻子学中文……但是我有几年没再去了,因为拉斯洛这些年主要待在美国和德国,很少回来。

我在电话里说,“感谢”病毒把他带回来,希望这次他能多住些日子,我们找机会见个面。我告诉他,《仁慈的关系》已经上架,可惜我还没有看到书,本来计划3月回京,但现在看来夏天可能都回不去了,但是我听编辑讲,这书在当当网排名进入了前10位,拉斯洛听了很高兴,并若有所思地说一句:“这本书,现在读它很应景。”我当然赞同他的说法,想来我为这书写的序,题目就是《他看透了人与人隔绝式的依存》。

最后我还告他,我已经开始翻译《抵抗的忧郁》,他说关于这书有话可聊,让我抽时间去山上做客,当然健康是前提。

跟拉斯洛通过电话后没过两天,匈牙利又出现新的病例,先是一位在匈定居、经常往返于德布勒森和米兰之间的英国商人,随后是他的妻子和一位伊朗学生的女友……隔离的人数也相应增多。但是即便如此,当局还是冒了一次险:3月7日布达佩斯的国际旅游展照常举办,主宾国正是战疫正酣的意大利,当时意大利的确诊人数已超过六千。

3月11日,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不仅禁止意大利、中国、韩国和伊朗人入境,还封锁了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边境,同时下令大学停课,禁止群体活动。我在罗兰大学带的两位研究生也出于谨慎,建议将三人的辅导课也改成网课,暂不见面;我猜,他们考虑到我在易感群体年龄段的下线吧。其实我并没有那么紧张,也许是学医出身的缘故吧,尤其经过对“上半场”疫情的密切关注,我已经能够理性看待。既然新冠病毒已在全世界流行,彻底消灭掉不大可能,因此早感染也有早感染的好处,总比年过六十再拼个体免疫力要强。当然,若能很快研制出疫苗或特效药,那是另一回事,但根据现在的信息看,没那么容易。

也从这天开始,布达佩斯所有楼门上都贴出一张黄色告示:号召居民减少不必要的出行,留在家中。内容很简单:“预防病毒感染,请您留在家中!保重自己,保重彼此!(热线号码)”。匈牙利虽然这并不是法令,也无人看守,但街上的行人立即少了;市民们大都能自觉地守规。那些天我经常午夜散步,在城中疾走,享受风雨欲来前美好的沉静。

两天后,3月13日,中小学和幼儿园也被告知停课,这涉及到我两个年幼的孩子。于是,我们跟所有家长一样迅速调整心态,开动脑筋,考虑怎么能在狭小的空间里消耗掉他们旺盛的精力?怎么能迅速进入小学教师兼幼儿园阿姨的专业角色?

3月15日,疫情出现新的转折:十天里,确证病例增加到32人,并出现首个死亡病例(一位75岁的布达佩斯老人死于新冠肺炎)。对匈牙利人来说,这一天还是重大的节日——纪念1848-1949年匈牙利自由革命的“民族独立节”,当地华人称之为“裴多菲节”。每年的此日,定会举办盛大集会,但今年例外,只在国会大厦前举行了简单的升旗仪式:现场只有总统、议长两人和仪仗队士兵,既没民众围观,也无官员随行,欧尔班总理都没露面;镜头里,总统掏出白手帕擤鼻涕,指挥官忍不住轻声咳嗽。晚上的音乐会照常,但没有观众,电视台直播,就像一次乐队彩排。我家一位老邻居摇头感叹:即便在战争期间,节日也没这么冷清过。

转日,匈牙利就果断地封了欧盟海关,等于封国,只允许匈牙利籍人进入边境,即使像我这样的定居者一旦离境,也无法再返回。我暂时死了回国的心,好在国内大学推迟开学,我即便赶回北京也无法授课,于是着手准备网课。

在这期间,我只会过一位朋友,即犹太裔的小说家桑托•T•伽博尔,我刚刚翻好他的短篇小说集《1945》,将由外研社出版,十五年前我就在《小说界》杂志里介绍过他。他的作品主要聚焦于大屠杀后的犹太人主题,有的相当深刻。《1945》已于2017年拍成了电影,在美国、德国、以色列、澳大利亚和匈牙利的多个电影节上获奖,内容是对大屠杀题材新的开掘,将从集中营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回乡引发的恐慌,压抑而震撼。伽博尔得知我已将译稿发给了编辑,兴奋地忍不住试探着问我,愿不愿跟他一起喝杯咖啡?他想把他的长篇新作《欧洲交响曲》送给我,当然,他也诚恳地向我说明,他已闭门写作半个月,肯定没染病毒,并说他女儿在意大利读书,他很担心……当然,如果我有顾虑,他也能理解,我们可以等疫情过后再约。

“没问题,你哪天方便?”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补充了一句,“我也肯定没感染!”我跟他约在李斯特广场的咖啡馆,而且选择室外的咖啡座,当我远远看到他坐在那里翻着书等我,没有戴口罩,我也立即把口罩摘掉,揣进兜里,基于朋友的信任与尊重。说到这儿我想举一个例子,当第一架载满匈牙利政府从中国购买的防护用具抵达布达佩斯时,匈牙利总理和中国大使亲往机场接机,两个人都没戴口罩,当然在场的其他人也没戴……有当地华人在微信中讥讽,表示不解,但我相信双方肯定就戴口罩的问题进行过沟通,有意在记者们面前以这种“默契”表达两国间哥们儿般的尊重和信任。

要知道,直到三月下旬,匈牙利都极少有人戴口罩,首席医疗官穆勒•塞西莉亚女士多次表示,“健康人不用戴口罩”,因此受到华人的不解和嘲笑。我想,匈牙利在戴口罩的问题上跟欧美其他国家原因类似:一是习惯问题:只有病人才戴口罩,防止传人;不像亚洲人那样,雾霾养成了全民戴口罩的好习惯;二是观念问题:意大利和瑞士都发生过这样的事,议员戴口罩出席会议,遭到同僚的嘲讽甚至轰赶,认为没病戴口罩会传播恐慌;三是专家问题:欧洲专家更强调洗手,认为非专业人员戴口罩,未必能达到预想的效果,甚至造成安全的幻觉,反而易因大意而感染;四是环境问题:在露天人少的地方,戴口罩的效果确实不大,钟南山院士都这么讲;在疫情下的布达佩斯街上,与他人保持几米以上的距离并非难事,但进商店或乘公车肯定应该戴;五是口罩奇缺,我想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有多位专家明确表示,不反对普通人戴口罩,只要不跟医护人员抢口罩……口罩紧缺,是全世界的问题。

最近华人间流传一个段子,“中国打上半场,外国打下半场,海外华人打全场”,我太理解其中苦涩的幽默。想当初,中国疫情吃紧的时候,全世界华人行动起来,扫空了各国药店和库存的口罩、隔离衣和防护镜寄往国内,匈牙利华人也是如此;另外,不仅匈牙利政府组货援助,来自民间的支持也不少,有个消息很感动我,一个名叫塞缪尔的匈牙利年轻人将97公斤口罩“人肉”背到中国。当时,北大校友会的老师也托我在当地搜寻货源,一位在政府工作的匈牙利朋友遗憾地告我,他们连监狱里的犯人都组织起来做口罩,但“老鼠的奶喂不饱大象”……那时候,我们做梦也没想到,疫情会迅速地横扫欧洲,匈牙利也出现了“口罩荒”,当地药店里买口罩要预定,限量,而且一次性口罩的价格从40福林涨到800福林,许多穷人是戴不起的。从某种角度讲,我们对当地人感到歉疚。

直到3月31日,在政府宣布“禁足”后,穆勒女士才松口说,“健康人也可以戴口罩”,然而现实是“一罩难求”,政府首先要保证医院和街区诊所医护人员的防护问题,普通人很难搞到口罩。欧尔班总理带头在家里自制口罩,即便有人说是“政治秀”,但也说明了“口罩荒”的无奈现实。

举一个例子,外研社跟匈牙利的科舒特出版集团合作在布达佩斯设立了一个“中国主题图书编辑办公室”,为了表示关切,从北京给办公室的同事寄来些口罩,但由于所有人都缺口罩,所以科奇什•安德拉什总裁决定,将收到的口罩在集团里均分,每个员工只能分到四只,我也一样。每次出门购物回来,我都会把一次性口罩晾在通风的储藏间里,像晾袜子似的挂成一串,间隔几天倒换着用。直到近日,首席医疗官才再次松口,要求搭乘公车的人戴口罩。总之,戴口罩的问题在中国不是问题,在欧洲是,所以我抱的态度是:理解当地国情,尊重当地人习惯,但在不突兀的情况下我自己会戴,为了增加自己和家人的安全系数。

3月27日,匈牙利宣布《限制出行令》,次日生效。听到新闻后,我立刻戴上口罩,拎着相机,在空得能听见回声的老城里暴走了一圈,一是为拍一些商铺或机构贴出的告示为远在北京的北二外学生准备网课内容,二是想拍下这难得空旷的街道、广场留做记忆,三是“最后”再自由地散一次步,鬼知道哪天才能解除禁令。

当时,我们进入“紧急状态”已经两周,从意大利、西班牙传来的可怕消息足以让市民们留在家里,所以街上人很少,散步既安全又惬意。街上能看到的行人脸上并无恐慌,情人照样牵着手,年轻人骑车或滑板,老人拎着沉甸甸的购物袋孤独地行走,偶而还能遇到一两个胆大的观光客……但是能够感觉到各自的谨慎,两个人迎面走近,总会有一方主动绕开。中央邮局和药店门口都排有“长队”,实际队长人少,因为人与人的距离自觉保持两米左右,一家计算机店将柜台搬到了店门口,以避免顾客进入封闭空间;在一家超市门口贴了张告示,提示每天上午9点到12点,只接待65岁以上的顾客,以减少老年人的感染风险,显得很有人情味。

西火车站正常运营,乘客大多戴上了口罩,有两位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拎着罐子和喷头在做消毒;路过火车站斜对面的亚历山大书店,我读到一张措辞很文艺的休业通告,立刻拍了下来,回头作为翻译练习发给学生:“……我们相信:在这段艰难时期,书籍会为您提供世界上的快乐与享受,想来精神的健康至少跟身体的健康同样重要。不要忘记:虽然您现在不能走向世界,然而世界能够走向你。”

最后有一句最可爱,“您在自己购书的同时,您的所爱之人也能因为您而享受一本精美的图书”,说白了,就是“买一送一”的图书促销,居然写得如此文绉绉地没有商业味,急性子的商人看了肯定无法理解,会说这家书店经理的脑筋有问题!这让我想到我的一位匈牙利作家朋友裴特尔斐•盖尔盖伊常爱说的一句话:“我是我的第三任妻子的第四任丈夫。”听得让人脑袋转筋,但并非玩笑。欧洲人啊,还是骨子里的浪漫。

散步到玛尔吉特桥头,灿烂的阳光下,望到多瑙河上那座柳叶型的绿岛上仍有不少锻炼的人,不过没必要过分担心,因为那座岛很大,没有住家,锻炼者能相互保持很远的距离。想来明天之后,这里也将变得静悄悄,变成野鸭和水鸟的天堂。

路过国会大厦,正赶上傍晚的降旗仪式,四名彪悍的军人平抻着国旗的四角,在一位军官的引领下正步走向议会大厦的侧门,皮靴铿锵落地,在广场上发出空空的回响。在国会大厦斜对面是农业部大楼,长廊的柱子上能看到56年留下的弹孔。我一边走一边在脑子里演绎明天后的惨象,就像托马斯•曼在《威尼斯之死》或加缪在《鼠疫》里描述的那样:街上将有越来越多的人倒卧在地,我们不得不将自己放逐在家中。

《限制出行令》生效后,要靠市民们自觉地执行,政府能做的只是立法制约:对于违法聚众或违规出行者可罚款50万福林,对于严重违反隔离规定的人可以判刑3年,已有十多名伊朗人因违规而被驱逐出境。严厉归严厉,但由当地的国情和制度决定,“禁足令”也并非绝对禁足,比如说:允许出门购买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允许看病,遛狗,个人锻炼(但不能结伴,最好在绿地);允许家庭范围内的结婚和葬礼;允许父母履行对子女的责任;考虑到老年人是高危人群,超市和药店午前只接待老年人。不仅超市和药店正常开门,许多服务型行业也能有条件地营业,餐馆和咖啡馆只做外卖……前天,我去一家体育用品店给儿子买了一套弓箭,还去了一家乐器行给女儿买了一支谱架。我想,政府没有一刀切地要求全部停业,一是想尽量减少对市民正常生活的影响,二是想尽量减少失业,毕竟是小国,承受不了过大的经济冲击。此外,政府还推出一系列帮助企业和个体度过难关的税务优惠,并跟银行谈判推迟还贷时限等,总之市民的情绪暂时稳定,支持政府的举措,并没有太多的谴责的不满。

“禁足”期间,虽然实体店受挫,但网店和快递业意外地获得了发展机遇。这几日,我接连收到几件快递,包括曾获“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的汉学家巴尔迪•拉斯洛从佩奇寄来的关于丝绸之路研究的三部专著,还有《平行故事》的作者纳道什•彼得寄来的新作——将近五百页的散文集《万物之树》。纳道什•彼得是每年诺奖的热门候选人,我翻译的《平行故事》三部曲已在台湾出版,简体版将由世纪文景推出。我接到书后,分别跟两位老先生通了电话,巴尔迪希望有一天我能腾出精力和时间阅读并翻译他的著作,他说他很关心中国的发展和一带一路的政策;纳道什则关切地询问我们在首都的“禁足生活”,问我什么时候能去贡姆伯塞格看他?他住的小村庄要比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住的那个还要小,村民只有37人,名副其实的世外桃源。

说老实话,禁足不禁足对我个人的影响并不很大,想来平时我也是闭门在家,翻译,阅读,写作。如果说有影响,是我自从武汉封城后就变成了“手机控”,关注国内疫情占去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可以说是“被一股近乎自虐的参与感和一种泛滥的责任感驱使着”,以至于打乱了习惯的作息。其实也并非真的不能克制,而是不想克制,在不克制中找到与遥远家乡的共存感。“前半场”时,我关注北医校友们转的学术帖子,关注中国作家对于疫情的记录,现在进入了“后半场”,关注欧洲的疫情和欧洲人写的记录文字;当然我自己也写,写灾难时期对世界的观察、内心的感受和喑哑的撕裂感。

掐指算来,我在布达佩斯“禁足”已一个多月;前两天国会投票,已将政府颁布的《限制出行令》无限期延长,延到什么时候?只有病毒知道。每天,当我推开家门从屋里出来,站到朝向封闭式庭院的悬廊上,我的第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就是抬头仰望,将视线投向尽可能的高处,投向那块被割成矩形了的蓝色天空,屏住呼吸,静静地享受这片刻袭来、已经熟悉了的生理眩晕。想来囚徒放风,也大抵如此。

今天是4月20日,匈牙利的确诊数已达1984人,死亡共199人,死亡率约10%!已有三家养老院遭到病毒攻击,仅其中一家就有上百人感染……我在政府网站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生物信息学家奈普斯•托马斯基于对全球疫情数据的分析研究,预测匈牙利将在7月11日达到高峰,感染者可达81万人(天哪,我觉得这个数字有点恐怖,匈牙利的全国人口还不到一千万)!可能十月份才能恢复生活的平静。这消息实在令人绝望,现在武汉已经解除封城;意大利的疫情开始缓解;德国卫生部长表示德国的疫情已在“可控”之中……莫非轮到我们来打“下半场的下半场”?

为了抵抗这个不安的念头,我搬出法国哲学家翁弗雷的一段话勉励自己:“对很多人来说,独自生活是件难事。那些喜欢在热闹、喧嚣、骚动、混乱环境中生活的人特别害怕寂静和和孤独。对我来说,我可以自在地独处,享受在完全安静和孤独的环境下读书和工作的状态……对那些心里很空虚的人来说,这种隔离就格外可怕了。”疫情继续,我也得继续修炼,要彻底成为他所说的那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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